等待，發(fā)生在中國每一家從事器官移植的醫(yī)院里。

　　焦灼的等待、殘酷的等待、絕望的等待，32歲的張子敬（應受訪人要求化名）清楚那種滋味。她女兒出生不久被診斷出膽道閉鎖，死亡率幾乎百分之百，肝移植是唯一出路。幸運的是她等到了肝源。

　　在首都醫(yī)科大學附屬北京友誼醫(yī)院，這位年輕母親見識了各種生死關頭的等待。有人在等待中死去，有人好不容易等來了肝源，但身體已經(jīng)不行了。往往昨天看起來還好好的一個人，今天已在接受搶救，或其家屬已在收拾遺物。

　　每天深夜守在女兒病床邊的張子敬，都會聽到一陣陣嘶喊，“讓我死吧，別管我！”聲音來自一個肝昏迷的男人，由于是不容易配型的O型血，同時瘦到只能用十幾歲小孩的肝源，他等待了一年。

　　女兒出院后第二天，張子敬聽說，金融獵頭那個男人死了，終于沒有等到。

　　中國的器官移植存在巨大供需缺口，缺器官，缺醫(yī)生，也缺醫(yī)院。

　　原衛(wèi)生部副部長、中國人體器官捐獻與移植委員會主任委員黃潔夫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我國每年等待器官移植者實際人數(shù)為兩萬多人，而全國只有幾百位器官移植醫(yī)生，能夠開展的手術在1萬例左右。具有器官移植手術資質的醫(yī)院只有169家，其中肝移植70多家，腎移植90多家，心臟移植的20家，肺移植的還不到20家。

　　“我們呼吁最少增加到300家?！秉S潔夫說。

缺口

　　北京大學人民醫(yī)院肝膽外科醫(yī)生李照也熟悉那種等待。他連用了幾個“太多了”，形容自己見過的在等待中去世的病人。

　　2013年，北大人民醫(yī)院開始停用死囚器官——用黃潔夫的話來說，我國器官移植很長一段時間依賴從死刑犯身上摘除的器官——在李照的印象中，那一年肝源變得更加緊缺，醫(yī)院僅做了數(shù)十例肝移植手術，而此前最多一年做了100多例。

　　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準權后，死囚器官源開始減少。中國肝移植注冊系統(tǒng)公布的數(shù)據(jù)顯示：肝移植數(shù)量在2005年、2006年達到頂峰，分別為2970例和2781例，2007年減少了約三分之一，降至1822例。

　　2015年1月1日起，中國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為器官移植的供體，公民逝世之后自愿器官捐獻成為器官移植的唯一來源。當黃潔夫首次向醫(yī)學界同行宣布這個消息時，許多人并不理解。不少醫(yī)生認為“中國器官移植的冬天到了”。

　　然而，黃潔夫卻堅信，是春天到了。他在不同場合強調(diào)，“使用死囚器官是飲鴆止渴”。

　　他說，很多國家都經(jīng)歷過使用死囚器官的過程，但那些國家較早建立了公民器官捐獻體系，而我國長期缺乏。必須要構建一個陽光透明的公民器官捐獻系統(tǒng)，來取代灰色的死囚器官獲取。

　　有人主張不妨“廢物利用”，但黃潔夫認為，死囚器官渠道的存在，會極大地抑制公民捐獻的意愿。

　　2015年禁用死囚器官當年，中國公民逝世后捐獻器官2776例，完成10057例器官移植手術，刷新了歷史紀錄。2016年器官捐獻和移植的數(shù)量又增長了50%。

　　迄今為止，已有8萬多名中國公民登記成為器官捐獻志愿者。但差距顯而易見：美國人口僅3.19億，登記了1.2億人。

　　今年9月，張子敬為女兒在器官移植等待者預約名單系統(tǒng)里登記排隊。有一次，醫(yī)生通知她來了一個肝源，但另一個孩子和肝源大小更匹配、情況更危急，于是她把肝源讓了出去。沒想到，由于等待時間過長，開腹后醫(yī)生發(fā)現(xiàn)，孩子體內(nèi)的癌細胞已經(jīng)擴散，不久后那個孩子沒了。